支撑打工子弟学校10年的李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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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学期开始之际,我们一直关注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终于拿到了由海淀区教委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困难与辛酸、企盼与失望,李素梅夫妇终于在这一天圆了一个梦。颤抖的双手拿着这一张证明,看着上面红红的印章,李素梅禁不住掉下了两行热泪。

初来北京办学时,李素梅根本没想到要办一所学校,也没听说过陶行知这个名字。她说她来北京的初衷无非是想多挣点钱来补贴家用。

一晃十年过去了,李素梅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李素梅,只不过由她亲手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由原来只有9名学生的“窝棚学校”,增加到了现在的有3个分校近3000名学生、全北京最大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学校。

2004年1月29日,笼罩在北京城大街小巷的新年味还未散尽,位于海淀区五棵松附近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和爱人李素梅已经为新学期的开始忙乎上了。

李素梅现在的这块校址是租用一家涂料厂的,算来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刚搬来时仅有一块地皮和两排砖瓦结构的破旧老房,现在的这些活动板房是后来李素梅和丈夫易本耀花钱现搭建的,包括院子都是他们花钱垫起来的。今年5月份,这块地方就要面临大面积的拆迁了,眼瞅着租期合同已到,而在新的校舍还没有建成前,李素梅夫妇只能将合同一拖再拖了。

“像我们这样的外来务工子女学校,最头疼、最害怕的就是搬家了,这些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孩子永远都是‘流动’的,学校没有正式的公章,即将面临毕业的学生没有正规的毕业文凭,就连将来转学别的学校都不承认,永远都只能是‘黑户’,甚至学校连通信地址也没有。”干脆利落的“女掌柜”满脸愁苦地说。

■十年前,在五棵松附近菜地里的一处窝棚里,不时地传出琅琅读书声,惹得路人纷纷投去好奇的目光……

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李素梅辞掉了民办教师的工作,告别年迈的父母家人,独自一人从河南省淅川县来到了北京。

从未走出过县城的李素梅面对着偌大的北京城一下便不知所措了。好在哥哥姐姐们都在北京,虽然都是种菜打零工的,但好歹也算让她有了个落脚的地儿。

在附近种菜的亲戚们听说李素梅在家当过民办教师,便商量着想请李素梅办个辅导班,北京的公办学校学费太高了,他们掏不起那份钱。这样一来既能给孩子们上上课,二来也省得因为照看孩子而耽误了菜地里的营生。

刚来北京,还辨不清东南西北的李素梅想想也是,干什么不是干,反正自己以前也当过老师。就这样,本来是来京打工的李素梅却在同乡亲戚们的建议下办起了学校。最初的学校设在李素梅姐夫在五棵松地区承包的菜地里,只设一年级一个班,“教室”是用草秸、塑料布搭就的窝棚,9个学生也全都是李素梅的亲戚或同乡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九岁了,最小的仅有五岁,每个孩子收40块钱。

“离开学仅差两天时,我忽然想到这9个孩子的教材还没着落呢,于是赶紧骑上自行车去买。那会儿刚来北京,对北京还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哪有卖学生教材的,最后骑着自行车一直跑到东单那里才买到,包括粉笔都是从那儿买的……”对当年办班时的情景李素梅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大人每天都要忙着做生意,所以这9个孩子除了晚上睡觉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素梅呆在一起的。李素梅既是这所9人学校的老师,也是校长,既当保姆又当妈。

“其实那时根本没敢想要办什么学校,我觉得一个人要在北京建学校,有点太不可思议了,而且当时考虑的问题很自私,也很狭隘,就是不想让亲戚家的孩子们无学可上……可到后来呢,我发现在北京的打工人员子女失学的很多,他们中年龄都不大,但都因为交不起公办学校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钱的赞助费而不得不过早地辍学在家,虽然他们和城市里的孩子们一样,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可我觉得他们才是最最可怜的……”

开学还不到两个月,很多在五棵松附近打工的人们便都知道了李素梅的“学校”,也纷纷把孩子送来了。到了1994年底,李素梅的学生增加到了22个,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

“到了1995年10月,班上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70多人,我一个人上完这个班的课再去上另一个班的,没有那么多教室,我就把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合成一个班,给四年级学生上课时五六年级复习,或是上体育课。每天从早到晚我都要上七节课,白天累一天,晚上还得批改作业、备课。”李素梅的腰间盘突出症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得的,直到现在患起病来一个月都爬不起炕。

1995年上半年,原来的那个窝棚已经装不下这么多的学生了,李素梅只好在菜地边上另找了一间房子,后来又盖了两间简易校舍,可学校所在的菜地被征用,用作校舍的窝棚在1997年4月份被一拆而光。站在校舍的废墟上,看着自己的“母校”被夷为平地,李素梅和学生都伤心地哭了。

随后,李素梅的学校又先后经历南迁沙窝,北移彰化,最频繁时曾一天搬过两次家。直到1997年搬到现在这块校址才算稍稍稳定下来。

过去了,可最最艰苦、最最痛心的莫过于一次次没完没了的搬迁……孩子们上课的桌椅板凳用的都是旧的,搬一次就毁坏一大批,更重要的是生源问题,因为学生们的家长都是外来务工人员,都在就近的农贸市场打工,所以搬一次家就会有一部分学生因为新校址离家太远而不得不失学……”看着紧锁着眉头的李素梅,我能想象得出当年她和她的学生是经历了怎样的搬迁之苦的。

■易本耀说:办学好比西天取经,既有酸楚又有甜蜜,既有遇到困难时的悲苦,又有战胜困难后的喜悦……

李素梅的丈夫易本耀曾经也是民办教师,为了支持李素梅在京办学,他也在李素梅来京后的第二年赶了过来。

易本耀平素里少言寡语,性格和李素梅相反,李素梅性子急,做起事属于那种快刀斩乱麻型的,易本耀则不温不火,慢慢吞吞。平时在学校里李素梅负责管理学校的琐碎事务,而大的方面比如申请办学许可证之类的事都由易本耀出面。

李素梅在北京十年办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但成绩的背后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李素梅有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她来北京时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现在河北读高中。因为工作原因,李素梅和女儿一年多才能见得一面,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她都不能像别的母亲那样给予女儿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女儿原本学习不错,可是上初二那年被一家施工工地的钢筋砸断了锁骨,休学一年,从此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谈起女儿来,李素梅都面露愧疚之色,她说:“作为母亲,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我欠这个家,欠女儿的都太多太多了……”

人们都说李素梅和她丈夫办了件好事,易本耀听了嘿嘿一笑道:“从个人利益方面讲,我们真的是得不偿失,但每当看到我们的学校和这群可爱的孩子们时,一种责任感就从心底油然而生,1000多个孩子,2000多双眼睛全都看着我们哪……”

易本耀是个大孝子,没来北京前他一直在父母身边照顾,1995年12月,易本耀刚刚离家两个月,父亲突发脑血栓,直到现在仍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而他难得腾出时间来尽尽孝心。

“也许当初选择经商现在早成万元户、十万元户了,可是想想这些年来我们让那么多的孩子有了就学的机会,长大后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我们心里觉得无比甜蜜,这比腰缠万贯要强百倍、千倍……”

十年的风雨飘摇,十年的搬迁流浪。如今,由李素梅夫妇一手创办起来的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已初具规模,光分校就有三所,两所在海淀区,一所在朝阳区。

为了办学,李素梅和丈夫易本耀十多年来省吃俭用,他们在北京的家就设在学校大院里,一来省去了请人看校的费用,二来和老师孩子们住在一起也热闹。他们在现在的这个“家”已经住了6年半了,里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地方就是俩人的卧室,外间用作办公。

“最困难的时候,我天天都出去借钱,向亲戚借、向朋友借。”易本耀说。“这些年来办学包括社会各界的捐款,我们也攒了些钱,大概有个五十几万吧,这些钱我们将用于今年建新的校舍,扩大招生范围。”

值得俩人庆幸的是,跑了多年的办学许可证终于有了眉目。今年新学期开始,李素梅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将办学合法化了,这对李素梅夫妇俩意味着戴了十几年的“非法办学”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孩子们是不幸的,他们本身就生在一个流动的家庭里,父母所给予他们的,只是不停地变换工作,不停地租房、搬家,有的家庭因为无力支付仅有的几百元学费,不得不让孩子早早走上社会的道路。”

“这在孩子们的心里是一处创痛,甚至在他们长大成人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来,心里都是酸酸的。孩子们苦啊!生活在城里的孩子上不起学就是一种罪过。”说这话时李素梅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

走出学校的大门,我看到一些家长领着孩子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看见李素梅后,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上前热情地同她寒暄着……(文/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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