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輩旗幟:戰爭、歷史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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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中國電影戰爭片的大年。恰逢抗日戰爭勝利75週年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的“雙子”紀念,以《八佰》和《金剛川》為代表,新一輪的戰爭片創作已成熱點,並將成為接下來影視創作的熱潮之一。

從目前已經問世的作品看,隨著電影工業體系的日益完善,國內戰爭影視劇的技術水準已經不輸于任何國家,真正的看點還是在文本層面。面對犧牲,如何表現戰爭?面對家國,如何講述歷史?面對傳奇,如何塑造英雄?恐怕是這類題材戰爭片創作必須攀登的三座山峰。

戰爭是生和死的考驗。作為所有矛盾的對抗點,戰爭電影具有天然建構戲劇衝突的特質,戰爭環境下,個人命運和戰爭勝負並不是正向關係,造就了戰爭片的倫理內核:戰爭是一面鏡子,折射人性意旨(美好與邪惡)、社會倫理(文明和野蠻)和生命價值(生存和毀滅)。今天,戰爭片早已擺脫了簡單再現勝負,其創作的難點在於如何站在今天的角度,從藝術的高度,去思考和表現戰爭。

也許是巧合,從電影《八佰》到《金剛川》,最後的高潮都是熱血“橋”段:無論冒死“衝橋”還是和蹈火“過橋”,都令人盪氣迴腸,潸然淚下。

橋,在戰爭片中,多被賦予強烈的喻義,既是故事的勝負手,也是人物的生死線。對每一個走進戰爭的導演而言,則是擺渡口,選擇一座細小的橋,連通歷史和當下,表現戰爭的犧牲、軍隊的血性和兒女的柔情,是最普遍的敘事策略。我們看到,以《金剛川》《戰火熔爐》《英雄連》《跨過鴨綠江》《長津湖》和《最冷的槍》等為標誌,抗美援朝題材影視創作正掀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波“雄赳赳過橋”的熱潮。

和早期《上甘嶺》《英雄兒女》高揚“戰旗美如畫”的英雄讚歌不同,也不同於《我的戰爭》凸現“戰地生死情”的局部回望,這一輪的創制熱潮,我們更多聽到了“黎明靜悄悄”的戰場號角。觀《金剛川》可見微知著,當下,抗美援朝題材電影製作和國際主流趨勢高度接軌:以小搏大。一是小視角再現大敘事。首次出現的後方視角,真實還原了戰爭全景;二是小人物表現大主題。普通一兵的群像塑造,再度詮釋了英雄主義;三是小戰鬥呈現大視覺。關注局部戰鬥細節體現了工業化製作的技術水準;四是小團隊體現大合作。許多新片都採取導演集體執導、單元合成的模式,分隊作業,把控品質。

在筆者看來,短短兩個月拍成的《金剛川》,顯示出中國電影工業邁向體系化的成熟進步,超過5000人龐大規模的製作班底,體現了國內戰爭電影專業化的硬核實力。全片雖然在劇作結構方面稍顯薄弱,但是,真實戰爭場景的還原,戰鬥場面的技術特效及軍事裝備的考證製作,給人以強烈的視聽震撼,表演、攝影和剪輯等環節銜接流暢,整個電影呈現了較好的戰爭片質感,人們有理由期待更大規模的戰爭片視覺呈現。

當然,擺在導演們面前的挑戰依然。戰爭片是每個男性導演渴望越過的山丘。從《敦刻爾克》到《1917》,從《決戰中途島》到《灰獵犬號》,以真實歷史為背景的戰爭片永遠都不缺故事、資金和技術,缺的只是視角、觀念和方法。歐美電影對二次世界大戰的演繹手法非常多元,時而多線敘事,時而一鏡到底;既有戰役戰鬥,也有戰術戰法,其中的硬核是:無論鏡頭如何變幻,焦點不脫離真實歷史的語境,以及人們對戰爭本質的深刻理解。

戰爭是血與火的歷史。還原歷史,講述故事依然是時下戰爭題材電影需要傾力的一項任務,從史學建構的角度説,我們生活在一條思想的河流裏,隨著時間流逝,對於戰爭的記憶會日漸模糊、殘缺,甚至空白,電影構築的是一部戰爭影像史,人們不斷地要回到歷史中,去尋找當下的意義。

長期以來,抗美援朝題材作品呈現出一個特徵,即紀實非常活躍,劇情相對較冷。近年來,反映這場戰爭的紀錄片一直細水水流,異彩紛呈,既有全景式反映戰爭歷程的《較量》(1996)和《不能忘卻的偉大勝利》,也有聚焦重大關鍵戰役的《冰血長津湖》《斷刀》《上甘嶺——最長的43天》《鐵原阻擊戰》,更有表現各軍種戰史的《鐵血大動脈》《50軍血戰朝鮮》等等。這些紀錄片注重文獻整理、人物口述和戰史研究,從宏觀視野對戰爭全貌進行描述,從專業角度對戰鬥細節進行還原,在軍迷和歷史愛好者圈內,一直頗有影響。今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英雄兒女》《為了和平》《英雄》等等,把紀實熱推向高潮。這些重磅巨制,滿足了人們對歷史的重溫,對英雄的緬懷。

但是,就影響力而言,紀錄片和劇情片還是不能等同。1956年的《上甘嶺》作為第一部抗美援朝電影,不僅樹立了一座戰爭片豐碑,也為後人構築了一片精神高地。它和《英雄兒女》《奇襲》《打擊侵略者》《奇襲白虎團》等作品一起,組成了最早表現抗美援朝戰鬥的劇情片,這些電影大致可以歸結為戰史電影的範疇,主題是對軍事勝利的紀念,對戰鬥業績的頌揚。

近年來,也有類似《集結號》和《我的戰爭》等零星作品問世,但是總體上,和抗美援朝題材本身所具備的史料豐富性而言,劇情片對此挖掘是遠遠不夠的;和蘇聯衛國戰爭電影所形成的特有風格相比,我國戰爭片的類型化探索也只是剛剛開始。

今天我們離開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已70年,記得一位蘇聯導演説過,表現戰爭題材,距離戰爭時間越遠,歷史和藝術的觀察點就越高。人們並不滿足於“我們是如何戰鬥?”而要知道“我們為何而戰?”以及“我們為何能贏?”並以此揭示戰爭對新中國帶來的巨變,對軍隊靈魂的重塑以及對民族精神的錘鍊。這要求創作者要有更為全面的歷史觀。近年來,抗美援朝題材創作在主題方面也是在不斷探索和深化的。

例如,“每一個平凡的犧牲,都是永垂不朽”。2007年的電影《集結號》,用極為冷靜的敘事,講述了連長穀子地帶領連隊,執行牽制敵人的任務犧牲以及為47位烈士正名的過程,大膽地探討了戰爭中個體的生命價值。又如,“修橋也是打仗”。當年電影《上甘嶺》通過聚焦一條坑道和一個連隊,表現了整場戰役的驚心動魄。同樣,電影《金剛川》通過一座橋的毀滅和重生,去窺視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殘酷的犧牲。最小角度的切入,卻是最大視野的觀照,首次將抗美援朝的創作視野伸向後勤戰。再如,“我是為誰而戰?”今年的電視劇《戰火熔爐》大膽借鑒了海外劇《兄弟連》的手法,從一個俘虜的視角,聚焦了一個連隊的士兵在經歷嚴酷戰爭洗禮後,獲得重生並相互接納的故事。這樣的主題挖掘和敘事結構都是一種新的嘗試。

可以預見,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對文藝創作界而言,還只是冰山一角,如同長津湖的冰雕連,具有沉默如雷的力量,不用任何戲説和胡編,只要真實還原歷史,就能打動觀眾。

戰爭是人和神的傳奇。刻畫人物,塑造英雄,是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創作最為關鍵的環節。英雄離不開特定的歷史和時代,那場戰爭誕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當下的文藝創作,要從中發現、挖掘和塑造符合時代語境的英雄性格,閃爍著人性光輝的英雄形象。那個時代的英雄,有著更為多元、豐富和真實的精神特徵。

抗美援朝電影中,有兩個瞬間永載中國電影史冊:一個是《英雄兒女》的陣地前,孤膽英雄王成身背話務機,扛起爆破筒,衝向敵群,那句“為了勝利,向我開炮!”的呼叫,感天地、泣鬼神!另一個是《上甘嶺》的坑道中,衛生員王蘭深情唱起了《我的祖國》,“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這些片段,每每重溫,總是澎湃不已。一句臺詞和一首歌曲,分別詮釋了鐵血和柔情,這是中國式的英雄主義。

殘酷戰爭何以能拍出如此動人的豪氣和詩意?除了那個年代的質樸底色外,還有極富中國特色的文化內涵,這場戰爭的動員口號叫“保家衛國”,清楚地表明瞭“家國”是抗美援朝題材文藝作品中最樸素的英雄情懷。這也是中國戰爭片區別於好萊塢乃至外國電影的特點,家國觀念是中國電影的原生基因,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國一體”理念,在主流電影中均體現為“向我開炮”的忘我之境。

《金剛川》的英雄觀依然是東方式的。導演精心設計了三位主角:李九霄飾演的劉浩、吳京飾演的關磊、張譯飾演的張飛,分別對應了三國“桃園結義”的“劉關張”,三個角色在性格塑造上雖説帶有美式個人英雄主義的爭議,但是,角色內核依然是中國傳統的英雄俠義,兄弟情誼的背後是舍生取義。此外,主要角色大量使用各地方言,表明瞭編導的用意,家國對應著鄉土。

家國是情懷,人民即英雄。《金剛川》首創的非線性敘事和多視角拍攝,引起熱議。在開放的英雄觀指引下,抗美援朝題材創作呈現出從劇本、樣式到製作更為複雜的“復調結構”:

四個章節、三個視角、兩門炮和一座橋。《金剛川》呈現出介乎紀錄和故事之間的報告文學體例,首次正面刻畫了美軍飛行員的角色形象,沒有刻意醜化和矮化,“機炮對決”的傳奇一幕非常震撼,其實驗性和開拓性不僅僅表現在形式,也有內容方面的考量。

管虎、郭帆、路陽的《金剛川》,陳凱歌、徐克、林超賢的《長津湖》,作為獻禮巨制,抗美援朝題材電影製作沿襲“三駕馬車,三位一體”的聯合執導模式,集結大牌導演,既有商業市場的考慮,也有藝術創新的要求。

楊根思、邱少雲、黃繼光、王海大隊和張桃芳組成了“真英雄聯盟”。動畫片《最可愛的人》重新演繹了志願軍五位特級戰鬥英雄的高燃故事,繼紀錄片和故事片後,動畫電影也加入到抗美援朝戰爭題材的藝術表達,也是一種有益嘗試。

中國軍人素以 “精、氣、神”為魂,以英雄主義為基調的主旋律電影創作,本身即是復調敘事。抗美援朝戰爭誕生了30多萬名戰鬥英雄和近6000個功臣集體,一位老英雄説過,有信仰、有信心、有智慧、有勇敢精神,是他們戰勝敵人的法寶。戰火硝煙裏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的人,所謂可愛,因其銘刻著忠誠和仁愛、勇敢和血性、隱忍與堅韌、創造和智慧。這些英雄業績和精神遺産,為今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人物原型和價值選擇,遠未窮盡,值得我們深深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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