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双城记》女性形象——论完美露西的虚幻与德伐日太太的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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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文学经典《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的代表作,它聚焦于法国大革命前数年以及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的社会危机与人心动荡。小说细腻展示了多种女性的性格、命运与现实遭际,全景式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对女性的规训与无视,其中的露西与德伐日太太成为女性群像中代表至善与极恶的两端。相较于同时期法国作家雨果、司汤达等作品中的女性,《双城记》中的女性带有维多利亚时代妇女观的鲜明特征。从女性主义视域细读文本,以现象学还原的精神追溯人物原型,解剖社会偏见,探讨露西和德伐日太太两位女性人物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作家成见与时代局限,进而发现完美露西的虚幻与凶残德伐日太太的万劫不复。

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一方面展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变革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也以惊人的速度践踏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在各种思潮互相冲击之际,文坛上粗鄙暴露的文学风行一时。与狄更斯同时代的小说家R.W.雷诺兹写的《伦敦的秘密》就在各大报刊长期连载,“几乎每隔一页都有暴力、色情和悬念”[1](P78),其畅销程度甚至超过狄更斯的作品[2]。但时间的检验证明畅销并不等于入流,要想得到中产阶级主流读者的认可,传世之作是“绝不能叫年轻姑娘看了脸红”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把自16世纪以来的英国清教徒道德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3](P65),虽然他们实际遵守的道德又是另一码事;维多利亚主义在道德上表现出的深刻传统性,要求文学作品更多地强调其道德意蕴,并成为指导日常道德行为的“实用神学”。

杰出的小说家狄更斯深谙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奥义,他的作品所提倡的“美”也都与当时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有内在的一致性。曼彻斯特主教曾评价狄更斯说“数以千计的书稿中,没有一页是不能送到一个小孩子手中的”[3](P78),肯定其符合时宜的道德文学。为了在《双城记》中塑造出令主流价值观垂怜倾心的女神形象,狄更斯尽力避免一切有可能使她有玷污嫌疑的地方,对露西的外相和人物作用描写百般琢磨:男人们用沾满泥土和尘埃的真实的脸接触雾和雨的现实,另一些乡女农妇则以粗短臃肿和面色苍白的身体混迹在尘世间,而唯独露西有一头漂亮的金色长发和一双迷人的蓝色明眸,即使面对穷凶极恶的社会狂潮,她温柔的前额下也时时露出动人的表情。她以动人的特质疗愈了马内特医生十八年的魔怔,使“多余人”卡顿找到生命的价值,还源源不断地以爱和安慰支持着正义无辜的达奈。“健康、希望、信心、有教养和仁慈”是狄更斯呈现女神形象美德的重要内容。

然而,道德上过度考究的“完美”形象在艺术上难免存在瑕疵甚至失败。当抛开道德热忱,以理性的目光来考量露西在小说中的人物构架和生存逻辑时,这位完美女性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穿衣镜上的一口呵气,“虚幻”地消失了。女性主义思想家波伏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P23)其指出了社会环境对女性形象塑造的重要性。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却对露西的成长背景和逻辑形成进行了大面积的模糊和省略。露西十八年的“成长”一笔带过;十八年后,却突然以“天生”的天使形象“复活”了她的亲生父亲。小说的描写林林总总,但对露西的细节刻画却相当吝啬,既看不到她对父亲的“伺候”,也没听到她有效的话语“启迪”,直到每次抵不住高压昏眩过去之前,才不断重复地说出“亲爱的,为我祈祷吧”和“你的开心也是我的开心,我爱你”之类的台词。露西自小无母,生父又不在身边,唯一“亲人”就是善良的女管家普洛丝——这个被弟弟骗去所有钱财的泼辣妇女却对露西关怀备至,像一只永不离身的看门狗,是露西的防身盾。当时英国的《本特利杂录》《新月刊杂志》《笨拙画报》等许多喉舌杂志都曾对此类“财产水平尴尬”“生存状态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进行过翔实、生动的记录[5](P89),他们大多都像女管家普洛丝一样身居低位、行为笨拙、目光狭隘、职业卑微,总是出乖露丑,充满喜剧色彩;也有的像小杰里和老杰里一样,孩子随着父亲走上一条“老实的生意人”的道路。露西在“卑琐”人物和“边缘”环境中成长,却未沾染其中的逻辑和性格,反而“天生”如闺范妇德的摩刻,拥有最高尚的情感和最仁爱的悲悯,不合乎人物“生成”之“真”。狄更斯刻画露西太过程式化,抽象的妇德观念必然会给女性形象的生动塑造造成一定的损害,造成露西式“完美”的虚假与虚幻。

如果小说的省略能带给读者浪漫的想象或诗意的怀念,那固然是好的,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省略中,我们看到的是虚幻的道德程式,在细节失忆、逻辑失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真切的情感也失去了灵性。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是“法庭再相会露西为爱晕倒,酒店又相聚卡顿为爱献身”的情节。在这个紧张的调包计实施前,狄更斯安排露西再次晕倒,设置她去乞求卡顿救出父亲,至少避开了三层妇德败坏的嫌疑:第一,引人牺牲之嫌;第二,有夫之妇乞求一个自己的爱慕者多少有性道德败坏的意味;第三,如果开口,那么激烈的言词将破坏她温柔的形象,有伤闺范。于是,危难面前的晕倒,让我们看到在露西的仁爱中缺乏一种主动的人性。她只是待在原地,哪怕丈夫就要上断头台了,她也只是在女性规范的范围内活动,恪守妇道。“像露西这样只负责晕倒就能解决问题的女性形象在狄更斯的小说里为数众多,几乎每篇长篇小说都可见她们的踪影。她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缺乏温柔的结果。”[3](P132)当然,也是俗约束缚的结果。太多的避讳和失真封印了露西女性形象中人性的“美”。即便狄更斯在小说中连续设置了三个追求者,分别衬托露西的无辜、圣洁、妇德,但那高呼仁爱、为坚强而眩晕的情感、在小说中戏剧化的言语更像是套用了传统道德理想和现实价值标准对善和美要求的程式,难以使人共鸣。这种抒情之直白、刻画之粗粝,与狄更斯极力向人们展现的“心灵伟大”女性形象背道而驰。朱虹评价《双城记》时说:“‘多余人’卡顿最后弄得哭哭啼啼,与其说是为爱情赴死,倒不如说是死在一汪人道主义的泪水中。”[6](P73)这从侧面指出了道德情感的灵性丧失。

实际上,萨克雷在其《彭坦尼斯》序中也抱怨过小说家所受的限制,说“我们这些作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最充分地描写一个男人。我们不得不遮遮盖盖,赋予他以规范化的品格。我们的社会就是容不下艺术中的自然”[6](P113)。虚伪道德波及语言习惯,甚至到了破坏作品艺术性、灵性的程度,这在男性人物形象中存在,在女性人物形象中更为严重。《双城记》塑造的完美露西形象一直被道德传统和现世价值支配着,成为“夫道中心”的附庸物、妇德闺范的蜡像。狄更斯有计划地剥去露西身为女性的“真实”,用乡规俗约道德的“虚幻”来填充,以适应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主流读者的阅读取向。而在经过俗约标准的雕刻后,被剥去和省略的不再是浪漫,不再是对读者余韵想象和解读空间的尊重,相反,简单的二元对立、天使形象的平面夸大是对艺术思想价值的软化,是在经过明丽的包装后灌输给中产主流读者的一碗道德迷魂汤。

露西形象的典型之处在于,她是一个在长期的父权制度之下诞生的形象,她的“虚幻”来自长期的男性中心的压抑。在“他”的叙述威力之下,露西身处“被纯良”的妇女模板上,接受着虚伪道德的抛光打磨,成了市场和时代追随的教科书经典、仁爱样板。人人都乐意认可“她”无暇的道德纯善,却没人记得起“她”被祛除了的“妇女”的存在逻辑和生存基础。中心话语权的笔杆刻意省略“她”的历史与精神,继而渐渐在时代中抹去“她”作为女性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完美露西形象的诞生意在满足传统道德理想与现实价值标准,让这一形象成就其“美”。而小说中讽刺的恰恰就是在“俗约之美”成功之时,中空而粗粝的幻美形象却阻碍了“她”在人性的花园里自由歌唱,剥去了“她”“真美”“真善”的权利,抽掉了“她”足以“不晕倒”的活力,使她虚幻无情得像她在《双城记》小说结尾离开巴黎时的一个转身那样,面对“多余人”悉尼卡顿的牺牲,头也不回地乘着马车消失了。

了解狄更斯的人都知道,狄更斯的家庭生活充满坎坷,而他本人却一直重视家庭的完整。狄更斯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需部职员,年薪超过200英镑,在当时足以算得上生活滋润的中产阶级。狄更斯在英国南部的查塔姆度过了5年最美好的童年时光(1817—1822),随后由于父亲喜欢挥霍,家庭开始常常陷入窘境。为了维持生计,他甚至在12岁的生日那天被母亲送去皮鞋油厂当了童工以贴补家用。这段经历对他造成的伤害很大。狄更斯的母亲对孩子漠不关心,作为家庭长子,他受到的关爱更是少之甚少。[7]积于体内的“怒火”影响着他后来的婚姻与家庭。他好不容易能与一位年轻漂亮、温柔和顺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妻子和家庭主妇生活在一起时,却渐渐发现妻子凯萨琳天资平庸,性格乖僻,对自己的创作事业也毫无助益,这使他对婚后的家庭生活一日不如一日地感到阴郁、烦躁。后来他把这些不幸经历影射在他的自传性作品《大卫科波菲尔》里。对现实的不满甚至让他在书中安排朵拉早夭,提前结束了一个夫妻之间不能彼此适应的悲剧。

童年的起落、婚姻的跌宕、追求幸福遇到的坎坷、对现实生活体察的不断改观,这样的生活经验使他的作品常常出现美好与梦魇的交织。他在婚后与凯萨琳分居多年,风流韵事间或有之,但直至1858年他在演出朋友考林斯的《冰天雪地》剧本时和共事的十八岁女伶爱林特纳恩坠入爱河,才与凯萨琳彻底离异。这个聪明活泼、玲珑娇小的女演员的出现冲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闺范妇德,使恋情中充满争辩、眼泪和感情上的种种痛苦,但让狄更斯了解到更为泼辣、更有个性的另一个类型的女性,使他有勇气作出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习尚相悖的决定。这对他塑造最后几部作品中一些重要的女性形象,很有启发作用。[8](P130-144)其中的德伐日太太,与露西天使的美好交相呼应,塑造了血色革命中一个坚强暴力的鲜明形象。

在1859年问世的《双城记》中,他对幸福的希冀和遭遇的家庭不幸都烙印在两位女主角的形象当中,完美的露西有多柔善,德伐日太太的表现就有多“穷凶”。她犹如复仇女神一般,脸色苍白,全身墨黑,扭曲如毒蛇般的头发上插着一朵令人生畏的猩红玫瑰。她裸露着手臂,擎着浓烟滚滚的火把,领导“雅克”们掀起复仇狂潮,给男人们带来“一刀取侯爵心脏”的惬意的理想。她的号召裹挟着初民似的狂热,使男人们在高烧中失去了时空的观念,带着钦佩的眼光追随着她,“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坚强的女人、崇高得让人敬畏的女人”。他极力渲染这个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一种编织的符号和语言、一本扎实的索命簿般的女性恐怖形象。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也仅仅是主持正义,主持公道,对于心地善良端正的人从不冒犯,而保佑他们平安和幸福;对于心肠狠毒的恶人则穷追不舍,直到像蛇一样的头发把他们绊倒才肯罢休。狄更斯笔下的德伐日太太暴起熊熊大火,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德俗约烧得残灰不留。她的母性如残暴的母兽捍卫着死者的怨灵;缺乏温柔的女权本质破坏了家庭神圣的“夫道中心”思想;对待革命的态度更是决绝可憎,将怒火也烧到了无辜者的身上——任何人也不能凭借他的德行和功绩逃脱她严酷的审判。其“穷凶极恶”,比复仇三女神有过之而无不及。

塑造这样的恶煞形象当然不是狄更斯的目的,“穷凶”的形象是为了彰显“博爱”的主题。安德烈莫洛亚认为:“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总是在追索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他要披露一样东西,他要谴责一种恶行。”[9](P106)也正如周作人评价阿Q时所说:讽刺的憎恨,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因了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在《双城记》中狄更斯延续了这个传统,将庄严肃穆的德伐日太太送上了一场充满滑稽与讽刺的葬礼。当普洛丝与德伐日太太交手时,德伐日太太面对这个小人物变得荒唐可笑,连语言上也无计可施(因为她们彼此听不懂英语和法语),最后以扭打在一起不小心中枪身亡告终。德伐日太太一以贯之的崇高和威严“砰”的一声消失了,“穷凶”的形象立刻急转直下,被踩入泥土。小说中言词的转换略显偏颇,实则有作家激进博爱思想的影响——选择用小人物普洛丝身上的爱与善打败了这个“穷凶”的女魔鬼——表现了“穷凶”女即使再过分的狠毒,再悲痛的身世,再聪明的智慧,再狂热的革命,也抵不住狄更斯想要帮助小人物建立美好社会的强烈倾向。乔治奥威尔认为:“狄更斯的激进主义非常含混不清,甚至于他对自己攻击的这个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明确的理解,他只是出于感性的概念,认为这个社会出了毛病。他最后只能说的是‘为人行事要正派’。”[10]这正是“穷凶”之“穷”,缺乏真正的历史知识之“穷”。

1858年,婚姻对狄更斯最后的折磨促使他在《双城记》的创作期间执着投入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的历史观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卡莱尔的影响。写《双城记》时,他曾请求卡莱尔提出一些可供他参考的原始资料。“卡莱尔嘲弄地从伦敦图书馆挑选了足足两车的书派人送到他家里。他又是感激又是吃惊。然而当他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时,越发敬佩卡莱尔抓住了这些书中的要点,熔和成为他那部硝烟弥漫的杰作,‘全书燃烧着战火的精髓’。”[11](P630)狄更斯把酝酿中的《双城记》人物命运糅合进历史进程,并或多或少地借个人思想之诉求加以铺陈敷衍。乔治吉辛批评道:“狄更斯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知识,也并不理解历史意味着什么。”[12](P197)虽然这一评论过于严苛,但狄更斯对“善恶”的思考与判断确实有很大程度是更倾向感性的,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系统性不够强、哲学的理论不够深刻,这也是事实。如对德伐日太太率领“雅克”们进行城市暴动的描写,“狄更斯通篇将其比作海水、人的海洋、人声的波涛,像海水冲击堤岸……府邸着起了火,万家点燃了灯火,星星之火,顷刻燎原……这一切是那样的阴森可怕、野蛮凶残”[13]。用词中充满了夸张象征的浪漫主义的叙事技巧,描述的德伐日太太形象也流于浅表,过于艳丽、神话化,未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真实历史掷地有声的恸。

除却感性的批判,狄更斯对德伐日太太复仇的疯狂也给予了理智的同情,没有盲目责备她的过激行为,这让德伐日太太“穷凶”的形象又多了一层“缺乏凶到底”的意味——是“由于德伐日太太自幼受到郁结的受害感和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的影响”才激起了她复仇的疯狂。在达奈被捕之后,在天使露西与魔鬼德伐日太太的相遇和对话中,狄更斯从怜悯的角度宽恕了她,给了她表达悲苦的机会:“‘妻子、母亲’,我从我们和这个孩子一样小,甚至更小以来,就见惯了的,不是一直很少人为她们想想么?我们知道她们的丈夫和父亲被关在监狱,音信全无,不是够多的么?我们整个一生,不是看到我们的同姓姊妹和她们的孩子怎样受穷、无衣、饥渴、害病、悲惨、受尽一切压迫和轻蔑么?”一连串的反问包含着浓烈的社会批判意味。她倾诉了下层人民的苦痛,控诉了贵族残酷的压榨和暴虐,同时也从一定程度让读者感受到她满是伤痕的心,曾经被揉得破碎不堪如今却不得不坚硬无比的悲哀。铁面女也曾有无尽的悲悯,只是这悲悯转而为愤怒,腾空燃起革命反叛的火,发誓要烧得连悲悯也消失才好,这让人对她心存惊悚之意。其中又糅合了狄更斯早年的悲惨经历以及他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这就使“穷凶”的意蕴丰富起来。

从人物形象数量上看,狄更斯是创造人物的大师。根据米歇尔斯莱特的统计,狄更斯十五部长篇小说共塑造了621个人物,其中男性391人,女性230人。[14](P243)如果一一筛选对应,那么他们所反映的生活面几乎可以涵盖基本的现实范围。他们当中有虚荣享乐的浪荡子、圣诞老人似的福星、在边缘社会挣扎的多余人,也有贵族、教师、医生、儿童、家庭主妇、生意人……对于狄更斯来说——他在《鲍兹随笔》中写道:“我宁愿让自己信笔直书,在更广阔的范围里来描绘英国的风云和人物。”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生气洋溢、性格复杂、身形各异,既掺杂道德的因素,也涉及政治、阶级、经济等各种层次的问题。在早期小说中,他们多是比较单纯的好坏对立;随着中后期小说的成熟,人物描写的重点则更有渗透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去的倾向。《双城记》作为狄更斯晚年长篇小说首屈一指的杰作,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相当程度地反映出作家思想逐渐成熟、深刻的过程,不乏优点。但不论是完美的露西还是穷凶的德伐日太太,在本质上仍然未脱离“狄更斯式人物”的道德善恶论,好坏仍然是鲜明的,在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道德层次外的个性浓厚方面,狄更斯比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家确实要略逊一筹。

《双城记》一直被认为是狄更斯个人写作转型时期的重要转折点,它的问世,不仅承载着狄更斯与凯萨琳的破碎婚姻以及他阴郁的晚年生活,还暴露了他不幸的家庭遭遇以及极端的妇女观念,有着狄更斯个人史诗的价值。1859年,狄更斯在谈到《双城记》的创作经历时说:“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创作《双城记》,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总算感到满意。能够偿还我在创作中所付出的心血,绝不是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而是小说的主题意义和创作完成时的喜悦。”的确,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精心设置了两座城市、两家银行、两个监狱和精致的小说环形结构,而且为突显其博爱和宽恕的主题、人道主义精神,还塑造了两位鲜明的女主人公形象,大善大恶,大美大丑,在紧凑的对比中,用他感性的笔尖激荡出人们心中一阵又一阵道德感上的精神紧张和刺激,这无疑是狄更斯长篇的又一成功之作。在批评界中虽然早就有许多关注《双城记》的论文,但大部分倾向于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要么对两位女主角搁置不论,要么将二者的形象归论为人道主义的天使和革命狂潮的化身,对于其中具体的特点分析却少之又少。笔者在重读文学经典《双城记》时,发现了其中暗示的狄更斯两极化妇女观念。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一个被限定为把家庭收拾得井井有条、对男性温柔和顺、充当家庭护士职责的“家庭天使”;另一个就和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样,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十足的“魔鬼”。小说中,娇美人儿露西的刻画用极美丽和仁爱的渲染之词,好像她就是这俗约束缚之美最为正面的体现;而对复仇魔女德伐日太太的描写则极尽恐怖和夸张的贬损之意,仿佛她跳进塞纳河也洗不清此世的罪孽。男性人物对露西马内特怜惜有过、宠爱有加,崇敬欣赏之情不可抑,把她当作心灵的避风港和精神的温柔乡;而对德伐日太太敬畏三尺、唯恐避之不及,却又都唯她马首是瞻,生活在她恐怖的阴影之下。她们的诞生诉说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德闺范和作家个人的理想希冀、不幸遭遇,有着特殊的文学价值。她们形象的基调化、片面化、程式化,也体现出虚假道德和个人经验对女性的束缚与歪曲,有着潜在的深刻的批判意义。

在人类成长史上,长期的性别压制迫使女性退化为从属者、失语者和隐匿者。长久以来,女性自身及其生活都在男性“异样”目光的注视下,也“单一化”地存在于男性作家笔下,男性“包办”了关于女性的“解释”与“注释”。因此,现代作家萧红曾经发出悲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但是,自从进入19世纪,女性作家从幕后走向前台进而坚强崛起,主动书写女性自身及其真实境遇,多维度呈现女性所感所思所爱所行,细腻描绘现代女性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在对女性的切身关切中引领其在现实生活中改善生存环境、掌控人生方向。随着20世纪以来的女性觉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发,女性也终于可以“自己为自己做‘解’和‘注’”。近两百年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拨乱反正、引领风气,确实为女性生存、女性体验、女性声音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甚至建造了一座“自己的房子”,以各种形式拓展了“女性的天空”。

毋庸讳言,在社会生活中,男性往往带着偏见去思考女性问题,即使是对女性的保护行为,实则通过隐形意识的灌输来制造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使女性将传统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与思想。而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也仍然“被监禁在笔杆之中”。因此,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被塑造的女性镜像、被物化的女性存在、被压抑的女性身份。她们或者落入传统男性刻画女性的窠臼之中,套用“天使与怪物”的模子造出;或者被简化为男性物欲关注的一具肉体;或者被“去性别化”,消灭女性特质。而她们在小说中的命运往往是受人摆弄,为父权做陪衬;在性爱关系中女性是性欲施加的对象,是无法获得爱的无爱女性。更进一步说,被禁锢在文本中的女性无法发声为自我辩白,言语的机会被转移到男性身上,女性被刻写、被代表、被划分为附属的“他者”,女性的“她”性别似乎要消失于历史。

西方的女性议题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以来,已经走过了较为成熟的路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展开了对女性的研究:首先,中国学者从“反抗式阅读”入手,先是追溯历史,寻找女性的传统,建构女性的脉络;随后,在文学作品中、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对女性的发现与对人的发现;最后,通过颠覆式的阅读,即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拆解,来重新梳理女性的身份。关于女性的一切看似已经被“研究透了”,但显然并没有。一方面,女性追求平等这一议题从来没有被充分重视,没有形成共识,单看女权主义者们为此不断奔走呼喊,“男女平等”还没有成为“稀松平常的现实”便可知晓。因此,这一话题仍不断被重提,仍不断有研究者投入对女性历史发展、生存境况的探究。另一方面,近几年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也掀起了新一轮女性要求“平权”的热潮。在此前提下对女性问题进行研究就是一种对“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探索。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解放与自由之路坎坷,唯赖“不欲—勿施”式的换位思考与深度尊重,以及公平正义的法制规范与才情差异的性别共识,三者综合施治方有和谐之效。

[2] 朱虹.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J].外国文学评论,1989,(4).

[3] 赵炎秋.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6] 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 张玲.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11][美]埃德加约翰逊.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M].林筠因,石幼珊,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13]傅守祥.论《双城记》浪漫现实主义的仁爱精神[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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